REPORT · 市场策略

国家母基金区域布局策略

研究国家级母基金(Fund of Funds)在不同区域的投资布局逻辑、合作模式与落地效果,分析其如何通过资本引导,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与协同发展。
母基金区域经济产业布局

国家母基金区域布局战略分析:为深圳市及大湾区打造的行动手册

第一部分:中国国家母基金的战略格局

本部分旨在构建对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国家母基金”)的宏观理解,明确其定位、核心目标、关键参与者及其运作的基本逻辑。这是理解其区域布局动机和决策机制的必要前提。

1.1 国家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作为战略工具的母基金

国家母基金并非单纯以财务回报为唯一目的的金融投资工具,而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关键抓手,其核心使命是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弥补纯粹市场化资本在面对长周期、高风险、高投入领域时的不足,从而提升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 1。这类基金的投资目标明确指向那些对国家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领域的共同特点是投资回收期长、技术和市场风险高、收益不确定性大 1。

在运作模式上,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体系呈现出一种清晰的“顶层设计、集中管理、逐层放大”的结构性特征 3。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国家级基金,虽然在基金总数量中的占比最低(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仅为1.48%),但其单只基金的平均规模最大,占据了引导基金总规模的7.47% 3。它们负责制定宏观战略方向,并将资本如活水般向下传导。省级和市级引导基金则构成了体系的中坚力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分别占总数量的24.73%和53.18%,总规模的38.44%和42.69% 3。这种层级结构确保了国家战略意图能够有效贯彻,同时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资源、产业洞察和执行能力,形成资本和政策的协同放大效应。

随着实践的深入,国家母基金的投资策略也在不断演进和成熟。早期的“拼盘式”投资模式已逐渐被更为复杂和灵活的“F+D+S”策略所取代 4。这一策略组合包括:

  • F (Fund of Funds): 作为母基金(FoF)的核心业务,通过投资于一系列专业的子基金,实现对特定产业或阶段的广泛覆盖和风险分散 5。
  • D (Direct Investment): 保留一部分资金,用于直接投资或跟进投资(Co-investment)由其子基金网络发掘出的最优质、最具战略价值的明星项目 6。
  • S (Secondaries): 参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通过受让其他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以获取更优的估值折扣和更短的投资周期,从而提高基金整体的流动性和收益率 4。

这种复合策略的采用,标志着国家母基金正从单纯的资本配置者,向更积极、更主动的产业塑造者转变,极大地增强了其投资的灵活性和战略深度。

1.2 关键国家母基金扫描:使命、规模与投资哲学

为了精准对接,必须深入了解不同国家母基金的独特使命、资本规模和运作风格。以下是对几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母基金的详细剖析。

  •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
    这是中国为实现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而设立的旗舰级战略投资平台。大基金的运作具有清晰的阶段性和演进性:一期(2014年成立,规模1387.2亿元)重点支持芯片制造环节,旨在解决国内晶圆代工产能不足和工艺落后的核心问题,投资占比高达67% 2。二期(2019年成立,规模2041.5亿元)则将重心向产业链上游的短板——半导体装备和材料领域倾斜 2。最新成立的三期(2024年成立,注册资本高达3440亿元)不仅在规模上超越前两期之和,更将投资视野拓展至HBM(高带宽内存)、先进封装、第三代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AI)芯片等前沿技术领域,显示出国家在关键技术节点上抢占先机的决心 2。
  •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该基金的使命是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生态系统。其核心投资哲学是“投早、投小、投创新” 10。基金总规模目标超过1000亿元,主要通过与市场上一流的创业投资机构(GP)合作设立子基金的方式进行运作,旨在精准滴灌那些具备“专精特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质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小巨人”企业 6。该基金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资本力量,在量子信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布局了超过800个项目 6。
  •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该基金总规模为1472亿元,旨在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战略转型 13。其投资重点聚焦于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等关键领域,主要投向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 13。该基金的出资方结构极为多元化,除了财政部作为基石出资人外,还广泛吸纳了来自北京、湖北、浙江、广东佛山等多个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以及大型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和险资,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央地合作”资本联盟,是央地协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 13。
  •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作为中国生态环保领域的第一支国家级投资基金,该基金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同发起,首期规模885亿元 15。其区域布局策略具有高度的指向性,明确在首期存续期内优先投向长江经济带沿线的11个省市 16。这一方面体现了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导向,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一种将资本集中投向特定地理区域以形成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的运作模式。其出资方同样体现了央地结合的特点,由中央财政、长江经济带沿线地方财政以及多家国家级和地方金融机构共同组成 17。
  •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
    由中宣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设立,是宣传文化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私募股权母基金,目标规模500亿元 18。该基金的使命是支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投资范围不仅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媒体融合等核心文化领域,也明确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下的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作为其投资方向之一,这为大湾区承接该基金的布局提供了明确的政策窗口 18。

表1:关键国家级母基金对比分析

基金名称目标/注册规模 (人民币)核心国家级出资方地方/企业出资方代表核心投资使命与领域管理模式 (GP)已知区域布局策略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大基金)一期: 1387亿 二期: 2042亿 三期: 3440亿财政部、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上海国盛、北京亦庄国投、深圳鲲鹏、六大国有银行(三期) 2推动半导体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从制造、封测到设备、材料、AI芯片等前沿领域 2公司制,唯一管理人为华芯投资(国开金融子公司) 21围绕产业龙头进行全国性布局,与地方政府(如武汉、合肥、上海)共建重大项目 22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目标 >1000亿 (母基金注册资本357.5亿)财政部、中国烟草上海国盛、各类社会出资人 6“投早、投小、投创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硬科技和未来产业 6母基金公司化运作,通过公开遴选市场化GP设立子基金 6通过在全国各地(如深圳、江苏、湖北)设立子基金进行广泛布局,与地方引导基金合作 6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1472亿财政部、国开金融、中国烟草浙江、湖北、四川、广东佛山等地方平台,中国中车、中国太保等 13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聚焦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等领域 13公司制,自身为管理人,同时与国开、中金、深创投等合作设立投资载体 13广泛吸纳地方国资作为LP,形成央地联动投资格局,在多地设立子基金或直投项目 13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885亿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上海市政府、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六大国有银行 15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聚焦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 17公司制,财政部为股东之一明确优先投向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具有高度的地理集中性 16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目标 500亿 (首期317亿)中宣部、财政部未明确披露,预计包含大型文化央企及社会资本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媒体融合、数字文化新业态,服务大湾区等区域战略 18公司制,由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GP 18明确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18

1.3 普遍性挑战与战略要务

尽管国家母基金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其运作过程中也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的挑战。

  • 政策性与市场化的平衡难题
    国家母基金天然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它们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投向那些周期长、风险高、短期内难以看到商业回报的“硬骨头”项目;另一方面,作为以基金形式运作的实体,它们又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出资人创造合理回报 1。这种内在的张力贯穿于基金运作的始终。如何在一个不完全成熟的资本市场环境中,为高风险的战略性投资找到兼顾政策目标和财务回报的平衡点,是所有国家母基金管理者面临的核心难题。
  • “退出难”的瓶颈制约
    投资的终点是退出。对于国家母基金而言,退出渠道的通畅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本能否实现良性循环,进而支持更多创新企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其投资标的多为长周期、重资产的早期或成长期企业,加之国内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升,导致退出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 1。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关键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为“硬科技”企业量身打造的科创板,以及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正日益成为国家母基金所投项目实现IPO退出的主阵地 24。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与北交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旨在共同构建投融资对接和便捷退出渠道,这清晰地表明,打通“投资-培育-上市-退出”的全链条,已成为国家母基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务 26。

对于深圳市而言,深刻理解国家母基金面临的这些挑战,恰恰是制定有效竞争策略的切入点。国家母基金并非寻求无偿援助,而是寻找能够共同分担风险、共享成果、并能高效解决其核心痛点(尤其是退出问题)的战略合作伙伴。深圳拥有中国最具活力的资本市场之一,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企业上市、并购重组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退出优势”。在争取国家母基金落地的竞争中,将这一优势作为核心价值主张进行突出强调,直接回应基金管理者的核心关切,将使深圳的方案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展现出无可比拟的战略吸引力。

第二部分:运作架构解构:治理、投资与决策机制

要成功吸引并承接国家母基金的区域布局,必须深入理解其内部的“游戏规则”——即基金的治理结构、管理模式、投资流程和决策逻辑。本部分将对这些核心运作机制进行精细解构,为深圳市设计兼容且具吸引力的合作方案提供依据。

2.1 治理与出资人(LP)结构:资本的联盟

国家母基金的出资人(LP, Limited Partner)结构,是洞察其战略意图和资源动员能力的核心窗口。其构成通常展现出“中央主导、央企协同、地方参与”的鲜明特征。

  • 财政部的基石角色
    在所有主要的国家母基金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MoF)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出资人 2。财政部的出资不仅代表了中央政府最直接的财政支持和信用背书,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基金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根本属性和政策导向。
  • “国家队”LP的协同
    除财政部外,一个由大型中央企业(SOEs)和国家级金融机构组成的“国家队”LP集群是另一股中坚力量。例如,国家开发银行旗下的国开金融、中国烟草总公司等是多支国家母基金的常客,其实质是国家层面不同领域的战略资源向特定产业的集中汇聚 2。这表明国家母基金的设立并非单一部门的行动,而是一种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国家行为。
  • 金融动员的新范式
    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标志性转变,是国家大基金三期首次引入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这六大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直接出资人 2。这一举措的意义极为深远。它标志着国家为支持战略性产业而进行的金融动员,已从传统的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扩展到了动员商业银行体系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这种前所未有的资本动员能力,意味着未来的国家级基金将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实力。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这些新加入的、以商业化运营为核心的银行LP,将对基金的风险控制、投资回报和资本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 地方政府的关键角色
    地方政府及其下属的投资平台,是国家母基金LP结构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上海的国盛集团、北京的亦庄国投,到深圳的鲲鹏资本,这些地方国资平台不仅是重要的出资方,更是国家战略在地方落地的承接者、协调者和资源提供者 2。它们的存在,确保了国家母基金的投资能够与地方的产业规划、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形成央地合力。

对于深圳市而言,理解这一LP结构,意味着在设计合作方案时必须具备多维度的视角。一方面,要深刻领会财政部和国家队LP所代表的国家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等新晋LP对财务回报和风险控制的关切,在方案中突出项目的商业可行性和清晰的退出路径。深圳自身的国资平台(如深创投、鲲鹏资本)则应扮演好“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既作为代表深圳出资的LP,也作为与国家母基金各方LP沟通协调的桥梁。

2.2 管理与管理人(GP)模式:谁在操盘基金?

国家母基金的日常运营和投资决策由其管理人(GP, General Partner)负责。不同的基金根据其使命和特点,采用了不同的GP模式,了解这些模式是选择正确对接策略的关键。

  • 模式一:专设的国有控股GP
    以国家大基金为典型代表。其管理人是唯一的、专设的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而华芯投资本身是国开金融的控股子公司 9。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管理人与国家战略意图的高度一致性和执行力,适用于目标高度聚焦、任务极其关键的战略性基金。与这类基金合作,意味着对接的核心对象是这个唯一的、具有浓厚国家背景的GP。
  • 模式二:市场化遴选的GP集群
    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为典范。该基金不设立唯一的管理人,而是通过市场化的公开招标程序,从市场上遴选一批业绩卓越、声誉良好的专业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机构(如深创投、毅达资本、源码资本等)作为其子基金的管理人 6。这种模式旨在充分利用市场化GP的专业判断能力、广泛的项目源网络和高效的投后管理能力,通过竞争机制来优中选优,实现政策目标和市场效率的结合。
  • 模式三:混合型或自我管理模式
    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为代表。该基金的法律主体“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 14。同时,它也采取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国开系、中金公司、深创投等市场化机构合作,共同发起设立特定的子基金或投资载体,兼具了直接管理和委托管理的双重特点 13。
  • 国有企业担任GP的法律变通
    值得注意的是,《合伙企业法》原则上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以防范国有资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风险 33。然而在实践中,为了实现国有资本对基金的控制和主导,普遍采用的变通做法是通过设立多层级的子公司或孙公司(通常是三级及以下的企业)作为GP的执行实体 35。这种结构设计在法律合规的前提下,实现了国有资本担任GP的实质目的。了解这一法律实践,对于地方政府与国家母基金设计合资GP架构至关重要。

这些多元化的GP模式,要求深圳市必须采取差异化的对接策略。对于大基金这类由单一GP管理的基金,战略沟通和合作谈判将集中于该GP。而对于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这类采用GP集群模式的基金,深圳的策略则应是“双轨并行”:一方面,与国家母基金本身建立高层级的战略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地向其合作的数十家市场化GP进行精准营销,吸引它们来深圳设立专注于大湾区的子基金,将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项目资源直接呈现给这些手握资本的“决策者”。

2.3 投资流程:“母基金-子基金”的资本瀑布

国家母基金将庞大的资本精准有效地配置到成千上万个企业中,其主要的运作机制是通过“母基金-子基金”的层级结构,形成一个资本的“瀑布模型”。

  • 核心机制:投资子基金
    将绝大部分可投资金(例如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定不低于80%)以LP的身份,出资到在特定区域(如某个省或市)或特定行业(如新能源、生物医药)设立的子基金中,是国家母基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 7。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杠杆效应”:一是资本杠杆,能够吸引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产业资本、金融机构等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将国家层面的出资放大数倍;二是专业杠杆,能够充分利用子基金管理人(GP)在特定地域或行业的深耕经验、专业团队和项目资源,提高投资的精准度和成功率。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为例,截至目前已累计出资设立了42只子基金,认缴总规模超过1080亿元,撬动了巨大的社会资本 6。
  • 战略补充:直接投资与跟投
    为了不错过最顶尖的投资机会,并对关键项目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力,国家母基金通常会保留一小部分资金(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定不超过20%)用于直接投资 6。这些直投项目往往是其子基金网络中涌现出的“冠军企业”,经过了子基金GP的专业筛选和初步培育,质地优良,战略意义重大。通过直接跟投,国家母基金不仅能分享更高额的投资回报,还能在更深层次上参与到关键企业的成长和战略发展中。

这一“母-子”结构为深圳市提供了双重的战略机遇。第一重机遇是“引水”,即通过与国家母基金合作,吸引一支或多支其旗下的子基金落户深圳或大湾区,将国家资本的“活水”引入本地产业生态。第二重机遇是“选优”,即在深圳本地的产业集群中,筛选和培育一批具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龙头的“冠军企业”,将其作为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标的,直接推荐给国家母基金的直投部门,争取获得国家层面的直接资本加持。深圳市政府可以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超级联系人”和“项目打包商”的角色,提高本地企业获得国家级资本青睐的概率。

2.4 决策算式:“返投”要求的博弈与演变

“返投”(即要求子基金在本地的投资额达到引导基金出资额的一定倍数)是政府引导基金运作中,地方政府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最核心的契约条款,是实现“以资本引产业”目标的关键机制。

  • 核心契约:资本与地方发展的捆绑
    返投机制的本质,是地方政府以出资为“杠杆”,撬动基金管理人将其更庞大的资本和资源投入本地,从而实现招商引资、产业培育、增加税收和就业的政策目标。这是央地合作或府际合作中的核心利益平衡点。
  • 趋势:要求的放宽与灵活化
    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刚性的高倍数返投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松和务实。根据行业统计,政府引导基金的平均返投倍数要求已从2017年的峰值2.6倍,显著下降至2023年前三季度的1.37倍 3。目前,1.2倍的返投要求已成为市场中最主流的约定 3。这一趋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日益认识到,过于严苛的返投要求可能会限制GP的投资决策空间,甚至吓退优秀的市场化管理机构,最终不利于基金的整体表现和地方产业的长期发展。
  • 内涵:认定口径的多元化拓展
    比返投倍数下降更具实质意义的,是“返投”认定口径的不断扩大。如今,完成返投的认定标准已远不止“投资于本地注册的企业”这一项。根据2023年的最新实践,超过86%的引导基金将以下多种情形均认定为有效返投 3:
    1. 直接投资:投资于区域内的存量企业。
    2. 招商引资:投资于域外企业后,成功将其总部或主体迁入本区域。
    3. 项目落地:投资于域外企业后,促使其在区域内新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纳税主体的子公司、区域总部、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
  • 创新:作为战略杠杆的返投设计
    一些领先地区已经开始将返投机制作为一种主动的、精细化的产业引导工具。例如,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规定,若子基金成功引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或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其投资额可按1.5倍放大计入返投业绩;若引入的是拟上市企业或独角兽企业,则可按2倍放大计算 3。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推出了更为创新的模式:允许子基金不注册在区内,但作为交换条件,其返投倍数要求从1.5倍提高到2倍 3。这种“以空间换投资”的灵活设计,体现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策略上的高度成熟和市场化思维。

对于深圳市而言,返投政策的设计是其在全国“招基引金”竞争中实现差异化优势的最大机遇所在。深圳应摒弃僵化、一刀切的返投要求,设计出全国最具吸引力和灵活性的返投政策体系。具体建议包括:

  1. 构建分层激励的乘数体系:设立一个基础的返投倍数(如1.5倍),但针对性地设置更高的奖励乘数。例如,若投资或引进了符合深圳“20+8”产业集群规划的重大项目、国家级科研平台或全球顶尖科学家团队,其投资额可按2倍甚至3倍计入返投。
  2. 确立“大湾区一体化”的认定口径:将“本地投资”的地理范围定义为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群。这不仅符合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更能彰显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的格局和担当,极大地便利GP在整个区域内寻找最佳投资标的,从而将深圳定位为国家母基金在大湾区的“区域管理人”和“战略枢纽”。
  3. 探索非资本贡献的认定:创新性地将某些对地方产业生态具有重大贡献的非资本投入,也折算计入返投。例如,协助本地企业进入关键的全球供应链、成功在深圳举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业峰会、或促成本地高校与世界顶尖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等。

通过这样一套高度灵活、精准激励、富有远见的返投政策组合拳,深圳将不仅能吸引到国家母基金的资本,更能吸引到其背后的顶尖人才、优质项目和全球网络,实现从“引资”到“引智”、“引产业”的全面升级。

第三部分:区域布局聚焦:比较案例研究

理论分析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本部分将深入剖-析国家母基金与地方政府合作的真实案例,通过对不同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为深圳市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

3.1 案例组A:“重大项目牵引”模式(为国家冠军企业深度捆绑)

该模式的特征是,国家母基金与地方政府集中调动巨量资源,共同支持一个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高投入、高风险的“旗舰项目”,旨在打造特定领域的“国家队”企业。

  • 案例研究一:国家大基金与武汉市(长江存储)
    • 背景:该合作的诞生源于国家层面为突破存储芯片“卡脖子”难题、建立自主可控存储产业的强大战略意志。长江存储(YMTC)被定位为承载这一国家使命的核心载体。
    • 合作架构:这是一种典型的“央地资本深度捆绑”模式。国家大基金一期和二期先后成为长江存储的重要股东,与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国有资本平台(如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湖北长晟发展等)形成了紧密的资本联盟 22。在2023年长江存储进行关键的增资扩股时,正是大基金二期与湖北、武汉的地方国资再度联手,共同注入了数百亿资金,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本保障 22。
    • 地方政府角色:武汉及湖北省政府的角色远不止是联合出资方。在项目初期,它们整合了本地原有的芯片制造基础(武汉新芯),并在土地供应、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财税优惠(如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国家级政策 38)、高层次人才引进、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定制化的支持 39。这种“一事一议”的重度支持,是此类重大项目得以落地的关键。
    • 决策机制:合作的决策由顶层的国家产业战略驱动。大基金的投资策略非常明确:不做风险投资,而是选择性地与各产业链环节的龙头企业进行资本合作,优先解决制造环节的短板 8。因此,与武汉的合作并非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一项旨在保障国家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布局。

表2:国家大基金与武汉市(长江存储)合作架构解析

投资主体上级控制实体/背景资本角色/贡献战略定位与作用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一期 & 二期)财政部、国开金融等核心战略投资人,提供长期、大规模的股权资本 22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者,确保项目符合国家半导体发展蓝图,提供国家级信用背书和资源协调。
湖北长晟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要出资方之一,代表武汉市级核心资本 22地方政府的核心投资平台,负责本地资本的组织协调,并与国家大基金形成出资协同。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湖北省国资委重要省级出资方,引导省级资源投入 22代表湖北省级层面的战略支持,协调省级资源,推动项目成为全省的产业龙头。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早期联合发起方,提供初始资本和本地支持 22项目早期的本地孵化者和推动者,为项目从0到1的启动提供关键支持。
武汉市政府及东湖高新区-提供土地、财税、人才、基础设施等全方位配套政策 39产业生态的构建者和项目服务的提供者,为项目创造最优的外部发展环境。

  • 案例研究二:“合肥模式”与长鑫存储

    • 背景:合肥市通过一系列大胆的国资领投,成功从一个传统工业城市转型为中国重要的新兴产业高地,“合肥模式”已成为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投资驱动城市发展的典范。
    • 合作架构:其核心是“以投带引” 43。与武汉模式中大基金早期介入不同,合肥模式通常由地方国资平台(如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率先担当“首席风险官”,以巨大的决心和魄力对看准的重大项目进行基石投资,承担最大的早期风险,从而吸引核心技术团队和后续的社会资本跟进 23。
    • 地方政府角色:合肥市政府的角色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与“耐心资本的提供者”的结合体。政府不仅出钱,更深度参与产业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依托专业的国资投资团队进行尽职调查和决策 23。其最独特之处在于,从项目投资之初就设计好了未来国有资本的退出通道(如上市、股权转让等),旨在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循环利用,以便持续投入到下一个新兴产业的培育中,形成“投入-发展-退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23。
    • 决策机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机会识别与“自上而下”的战略决断相结合的模式。地方政府的专业投资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和研判产业机会,一旦认定,政府则展现出强大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敢于在关键时刻“下重注”。

3.2 案例组B:“子基金网络”模式(广覆盖与市场化配置)

该模式不追求押注单一的“冠军企业”,而是通过与多家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合作,设立一个覆盖广泛的子基金网络,借助市场化机制来发现和培育一个多元化的创新企业组合。

  • 案例研究三: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与深圳市(宝安区)
    • 背景:这是国家母基金通过其标准运作程序(SOP)在地方布局的典型案例,展现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范式。
    • 合作架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作为两大基石出资人(LP),联合发起设立了“国中(深圳)三期中小企业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 6。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在深圳落地的第四支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子基金,表明该合作模式在深圳已得到成功验证并持续深化 46。
    • 地方政府角色:宝安区政府在此合作中扮演了三个角色:一是联合出资人,提供了地方配套资金;二是积极争取者,主动向国家母基金推介宝安的产业优势和政策环境,成功吸引子基金落地;三是本地资源协调者,为子基金提供项目源、政策咨询等本地化支持。基金的日常管理则完全委托给专业的GP——深圳国中常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确保了运作的市场化和专业化 47。基金的投资方向也与宝安区的“20+8”产业集群规划高度契合,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6。
    • 决策机制:这是一种“央地合作、市场主导”的决策模式。国家母基金与地方政府共同设定子基金的政策目标和投资大方向,并遴选出合格的GP。之后,具体的项目投资决策权则下放给市场化的GP团队,由其根据专业的判断进行投资。国家母基金和地方引导基金则主要通过投后管理和绩效考核来进行监督和引导 49。

表3: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与深圳宝安区合作架构解析

参与主体扮演角色资本贡献/来源核心职责与任务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国家级母基金 (LP)基石出资人,源自中央财政及社会资本 6提供国家级资本支持,设定基金的宏观政策目标(如支持“专精特新”),对GP进行遴选和监督。
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地方政府引导基金 (LP)基石出资人,源自宝安区财政 6提供地方配套资金,争取国家基金落地,协调本地资源,确保基金投资方向与区域产业规划协同。
深圳国中常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子基金管理人 (GP)市场化募资(如有)负责基金的日常运营、项目发掘、尽职调查、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对基金的投资业绩负责 4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银行-负责基金的资金保管、清算和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合规运作 47。
深圳市及宝安区政府相关部门政策支持与服务提供方-提供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空间载体等配套支持,为基金和被投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48。

3.3 案例组C:“战略生态吸引”模式(基于产业优势的自然集聚)

该模式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前瞻性的产业生态建设,形成强大的“引力场”,从而自然而然地吸引国家级资本的入驻,实现从“找资金”到“资金上门”的跃迁。

  • 案例研究四:国家人工智能基金与上海市(徐汇区)
    • 背景:2025年初,一支由国家大基金三期参与发起的、规模高达600亿元的国家级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选择落户上海市徐汇区 51。这并非偶然,而是徐汇区长期、系统性地构建AI产业生态的必然结果。
    • 合作架构:由国家大基金三期与本地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国智投上海)共同发起设立合伙制基金 51。
    • 地方政府角色:徐汇区的角色是“产业生态的首席架构师”。在国家基金到来之前,徐汇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举措:
      1. 打造产业地标:建立了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迅速吸引了超过200家AI企业和团队入驻,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 51。
      2. 构建金融生态:成立“徐汇科创金融联盟”,并成功申请成为上海市首批“股权投资集聚区”,吸引了包括全国社保基金、红杉、IDG、高瓴在内的顶级投资机构,管理资产规模超万亿元 51。
      3. 提供全链条政策:出台了覆盖从研发创新、产业链合作、人才支持到金融赋能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政策,为AI企业提供了从初创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支持 53。
    • 决策机制:国家AI基金选择徐汇,本质上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决策。徐汇区通过自身努力,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了上海乃至全国的AI产业高地和创新策源地。这里不仅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密集的顶尖人才,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由大量优质企业和顶级VC/PE构成的、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对于国家基金而言,落户徐汇意味着直接接入了这个现成的、高质量的项目池,极大地降低了其搜寻成本和投资风险。

这一案例为深圳市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吸引国家母基金最有效的方式,并非仅仅是提供优惠的资金和政策,而是要先于资本的到来,在一个具有未来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构建起一个领先的、自循环的、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当深圳在某个领域(例如低空经济、合成生物学、AI赋能硬件等)成为公认的“产业高地”时,国家级资本的入驻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表4:三种区域合作模式比较分析

模式类型重大项目牵引模式子基金网络模式战略生态吸引模式
核心目标打造单一领域的国家级“冠军企业”,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培育多元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群,实现对特定产业或区域的广泛覆盖。抢占未来产业的制高点,通过构建领先的产业生态吸引顶级资本和资源。
关键行动方国家母基金、地方政府核心国资平台、龙头企业/技术团队。国家母基金、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GP集群。地方政府(作为生态构建者)、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各类VC/PE、国家母基金。
资本结构央地资本重度捆绑,股权高度集中,单笔投资额巨大。央地资本作为LP,撬动社会资本,形成多支规模适中的子基金。地方政府先期投入引导,形成市场化资本集聚后,国家级基金作为顶级LP加入。
地方政府角色深度参与者和风险共担者,提供“一事一议”的定制化重磅支持。联合出资人和资源协调者,将投资决策权下放给市场化GP。产业生态的首席架构师和长期培育者,创造“引力场”。
风险特征高风险、高回报,成败系于单一项目,对决策和执行力要求极高。风险分散,依赖于GP的专业能力,政策引导与市场化运作需有效结合。前期生态建设投入大、周期长,一旦成功则护城河极深,能吸引最优质的资本。
对深圳/大湾区的适用性适用于已有明确技术路线和团队、且需巨额资本投入的颠覆性重大项目。需要极强的战略决断和资源调动能力。适用性最广,可快速复制推广,与深圳庞大的中小企业和VC/PE生态高度契合,是扩大合作的基本盘。最具战略价值的模式,应选择1-2个深圳具备独特优势的未来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是深圳成为国家战略支点的关键路径。

第四部分:擘画深圳蓝图:为大湾区制定的战略行动手册

本部分将综合前述所有分析,为深圳市政府提炼出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战略行动方案,旨在最大化地发挥深圳及大湾区的独特优势,成功吸引并承接国家母基金的战略布局,从而巩固和提升深圳在国家产业发展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4.1 提炼关键成功要素:优胜者的共性

对标国内成功案例,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地方政府在承接国家级资本和战略时所必须具备的几个关键成功要素:

  • 要素一:专业化、强赋能的国有资本投资平台
    成功的产业投资远非简单的财政出资。合肥产投、深圳鲲鹏资本等成功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必须拥有一个或多个高度专业化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23。这些平台不仅是出资主体,更应具备强大的产业研究、项目尽调、交易结构设计、投后管理和资本运作能力,能够与国家母基金及其管理人进行平等、专业的对话和合作。
  • 要素二:深度的产融结合(产融结合)
    资本与产业必须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成功的区域懂得如何让产业需求引导资本投向,又如何用资本加速产业的迭代升级 58。这意味着政府不仅要设立基金,更要推动基金与本地的产业链龙头、科研机构、产业园区紧密互动,形成一个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产融生态。
  • 要素三:“生态优先”的前瞻性思维
    上海徐汇区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最高级的招商引资,是构建一个让企业和资本无法抗拒的产业生态 51。与其在项目成熟后被动地用优惠政策去“抢”,不如在一个产业的萌芽期就主动去“育”。这种“生态优先”的思维,要求政府从单纯的政策供给者,转变为产业生态的“首席架构师”。
  • 要素四:战略耐心与风险担当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在技术前沿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必然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合肥模式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地方政府愿意提供比市场资本更有耐心的长期资本,并敢于在关键时刻承担起市场不愿承担的风险 23。这种战略定力和风险担当,是催生重大产业突破的必要土壤。

4.2 设计深圳的金融方案:以大湾区为核心的资本策略

基于深圳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产业基础,建议采取以下金融策略,构建对国家母基金的强大吸引力。

  • 建议一:设立“大湾区”市级超级母基金
    整合并升级深圳市现有的引导基金资源,依托深创投、鲲鹏资本等旗舰平台 56,发起设立一支规模宏大、定位清晰的市级“超级母基金”。该基金的核心使命,就是作为代表深圳及大湾区利益的核心本地LP,与寻求在华南地区布局的国家母基金进行战略对接和联合投资。这支基金将成为深圳与国家母基金谈判的“总接口”和“主平台”。
  • 建议二:推出全国最具竞争力的合作条款
    在返投、让利等核心条款上,深圳应展现出最大的诚意和灵活性,打造全国“最优合作范本”。
    • 制定灵活的返投政策:正式出台文件,明确将基础返投比例设定在1.5倍左右的吸引力水平,同时创新性地引入“战略贡献乘数”体系,对能够引入符合大湾区战略发展方向的重大项目、顶尖团队或关键技术的投资,给予2.5倍甚至更高的返投认定 3。
    • 定义“大湾区投资”即为返投: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将投资于广州、东莞、香港等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资金,均视同为对深圳的返投。这一举措将极大提升深圳的战略格局,将自身定位为国家母基金服务整个大湾区的“战略枢纽”,而非仅限于一城一地。
    • 实施超额收益LP让利:在子基金层面,设计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当子基金的投资回报超过约定的门槛收益率(例如8%)后,深圳引导基金可将其部分超额收益(Carry)向表现优异的GP团队进行让渡。这种直接的财务激励,对于吸引和绑定国内最顶尖的GP团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60。
  • 建议三:善用存量,撬动增量
    公开信息显示,深圳(通过鲲鹏资本)已是国家大基金三期的出资人之一 20。应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LP身份,建立与大基金管理层的常态化沟通渠道,深入了解其投资策略和布局意向,并积极主动地推介深圳及大湾区的产业优势和投资机会,为争取大基金在华南设立区域总部或重大项目办公室打下坚实基础。

4.3 创新政策与服务配套:超越资本的价值

资本的竞争之外,更是服务和环境的竞争。深圳应提供超越传统优惠政策的、体系化的服务保障。

  • 建议一:设立“国家基金首席服务官”制度
    在市政府层面成立一个专门的、高规格的“国家基金服务办公室”,由一位高级别官员担任“首席服务官”(Chief Service Officer)。该办公室将为意向落地或已落地的国家母基金及其所投项目提供“一站式、全天候”的管家式服务,打通所有政府部门关节,高效解决从机构注册、牌照申请、税务规划到人才落户、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一切实际问题。
  • 建议二:构建大湾区协同政策工具箱
    牵头联合广州、东莞、香港、澳门等地相关部门,针对由“央地合作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共同研究和推出一套覆盖整个大湾区的、可叠加、可通用的协同政策包。例如,实现人才资格互认、科研设备共享、创新券跨城使用等,为被投企业在整个大湾区的自由流动和发展扫清制度障碍。
  • 建议三:提供全方位的产业生态支持
    学习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为其被投企业提供管理培训、市场对接等增值服务的做法 61,以及武汉、厦门等地为产业集群建设公共测试平台、中试基地、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的经验 39,深圳市应将这些“软服务”作为吸引国家母基金的重要配套。政府可以出资或引导建立覆盖大湾区的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为国家母基金的投资组合提供超越资本之外的、实实在在的成长赋能。深圳各区现有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和产业扶持政策,可作为构建此服务体系的良好基础 50。

4.4 打造无法抗拒的产业生态:锁定下一波浪潮

最根本的策略,是让深圳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

  • 建议一: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高地
    国家母基金的投资方向始终紧跟国家战略前沿,如大基金三期对HBM、第三代半导体和AI的关注 2。深圳应识别出1-2个自身具备独特优势且符合国家长远战略的未来产业(例如,
    低空经济与空天技术AI赋能的智能机器人合成生物学等),并采取“上海徐汇模式”,倾全市之力进行前瞻性、高强度的生态构建。通过引入顶尖科研机构、培育龙头企业、集聚专业人才、开放应用场景,将该领域打造成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地标。一旦生态形成,深圳将对寻求布局该领域的国家母基金形成强大的“引力场”。
  • 建议二:强化“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体系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运作是持续性的,其核心目标就是发掘和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6。深圳应进一步加大对本地“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的培育力度,建立分层、动态的后备企业资源库。并主动将这个经过精心筛选和培育的、高质量的“项目池”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及其合作GP网络进行精准对接,使深圳成为该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项目质量最高、数量最丰富的“黄金矿区”。
  • 建议三:全力营销大湾区的“退出优势”
    “退出难”是国家母基金面临的最大痛点 1。深圳必须将大湾区独特的“资本市场优势”作为一张王牌来打。应积极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共同面向国家母基金及其已投企业,举办联合路演、专题研讨会,宣传在“深港双资本市场”上市的便利性和优势。同时,研究为国家母基金投资组合中的优质企业开设“上市绿色通道”,提供专门的上市前辅导和支持服务,用最高效、最通畅的退出渠道,来解决国家母基金的后顾之忧 25。

4.5 结论:深圳市的统合战略

为成功承接国家母基金在大湾区的战略布局,深圳市应采取一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统合战略。

  • 短期行动(1-2年内)
    1. 立即启动对接:依托现有LP身份,与大基金三期等已建立联系的国家母基金展开深度沟通。
    2. 设计顶层方案:正式设立“大湾区市级超级母基金”,并制定出台全国领先的、以“大湾区一体化”为核心的灵活合作条款。
    3. 组建服务团队:建立“国家基金首席服务官”办公室,搭建专业化的服务体系。
  • 中期行动(2-5年内)
    1. 启动生态建设:选定1-2个未来产业,正式启动“上海徐汇式”的产业生态系统构建计划。
    2. 争取首个落地:在新的合作框架下,成功吸引第一家国家母基金的区域性子基金或功能性总部落户深圳。
    3. 深化产融结合:推动落地的基金与深圳“20+8”产业集群深度融合,打造一批成功的投资案例,形成示范效应。
  • 长期愿景(5年以上):
    将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为核心枢纽)打造成为国家级产业资本在中国南方最重要、最高效、最具活力的战略布局区域。吸引多支不同领域的国家母基金在此设立区域总部或关键分支,使深圳不仅是中国的“创新之都”,更是国家战略资本高效运作、服务国家产业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南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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